注释：①②保罗。利文森《软边缘：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18、P126.①内尔‘颇斯特曼、卡米尔、帕格里亚《她要她的电视！他要他的书！》，收入熊澄宇选编《新媒体与创新思维》，第249?250、254、263?26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⑤⑧熊澄宇《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7页对德弗勒论述的概括。前言第9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诸论》第139参见朱羽君、殷乐《减压阀：电视娱乐节目》，共赏》，《声屏世界》2001年1期。
李河《得乐园。失乐园网络与文明的传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斯温。伯格兹《迈进电子千年》，收入熊澄宇选编《新媒介与创新思维》，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上接第63页）可以这样说，中国资产阶级的**批知识分子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他们身上，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文明紧密交织。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国家强盛起来，但又感到封建专制主义限制了中国的发展；他们反对西方列强的侵略，但又认为西方近代文明大大优于中国传统文明，主张向西方学习。因此，在探索“自强”、“富国”的道路上，传统的“文人论政”在近代报纸上找到了用武之地，中国资产阶级的**批知识分子对近代报纸“情有独钟”，就是看中办报论政比著书论政方便得多，威力也大得多。于是，许多人纷纷创办报纸作为宣传自己政治主张的讲坛。
由于《大公报》有这样厚重的文化底蕴，所以该报的“敢言”传统才能够保持和发扬。正如该报发表于1939年4月15日的《报人宣誓》所谈：“我们誓本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之旨，为国效忠，为族行孝；在暴敌凭陵之际，绝对效忠于抗战。我们对国家的敌人必诛讨，对民族的败类必谪击。伐敌谋，揭奸计，是我们不敢后人的任务。我们对忠良军民，必敬爱褒扬；对汉奸国贼，必严厉贬责。我们拥护政府抗战建国，服以领袖的领导；但绝不阿谀邀宠，逢迎取媚。我们誓做国家的忠卒，并愿做政府的铮民。”可见，《大公报》的“敢言”传统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秉持大公之心，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说话。
公报》报》转引自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第369页。
(完)
鲁公网安备370304020017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