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出版史的研究者，我所关注的则是作者为我们所描绘的“文学的印刷时代”。中国近现代无论对于文学还是出版来说，都是一个超浓缩的时代。
本来缓慢、连贯的发展节奏忽然急剧加速，原本稳静的出版割据出现了巨变，甚至出现了断裂。社会的多元化使学术研究、教育体制、社会传播和知识范式出现了分裂和脱节。科举制度瓦解之后，新知识与新式教育相伴而生，现代知识分子开始通过现代传媒实现对社会的影响。
出版技术突飞猛进，传播内容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采用机械印刷、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受众广的出版业受到普遍关注。无论是海外传教士、近代改良主义维新派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都充分意识到了出版业对于开启民智、传播新民主的巨大作用，他们积极倡导建立具体的传播制度，并投身于出版实践中，开报馆、办书局。出版业的发展带来了传播方式的转变，新型的文化机构如报馆、杂志、学会、编译社、书局的兴起，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宽阔的知识生产空间。文学成为文人谋生的职业和手段，作家也拥有了一个远离仕途且相对独立的空间。新式教育培养了大量的文学作家和文学读者，形成了职业作家群。
文学与出版、媒介相互促进和影响，文学促使媒介更容易被大众所接纳，媒介反过来促进了文学内容和语言形式的变化，拉近了文学与社会的距离。从此，中国文学变成了媒介文学和社会文学，文学语言为了适应社会大众而日趋口语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文学形式也因媒介而出现了报刊体。经由作者的编缀，中国现代文学、知识分子、出版事业、新式教育等元素被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理出了一条较为清晰的线索，为我们重现了多元的历史语境，也为描述与阐释出版史提供了新的思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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